【案情】

    赵某召与范某霞在2013年11月经媒人范某梅介绍认识，当天商定小订婚。赵某召给付了彩礼11000元。订婚后，赵某召和范某霞分开打工，不久后分手。因赵某召要求返还彩礼，范某霞以未收到彩礼为由拒绝。故赵某召将范某霞起诉至法院，要求其返还彩礼11000元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，媒人范某梅出庭作证，并认可赵某召给付范某霞的11000元彩礼未交付范某霞，而是由其实际取得。

    【分歧】

    该案诉讼主体如何确定有以下两种意见：

    第一种意见认为，媒人可以作为婚约财产案件的被告或者第三人。理由为：媒人在婚约财产案件中，是男女双方的介绍人，也是本案实际取得订婚彩礼的人，将媒人列为共同被告，有利于一次性查清事实，减少当事人诉累，也有利于案件的后期执行。

    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媒人作为婚约财产案件的被告或者第三人不妥。理由为：彩礼，作为一种附条件的赠与，是男方以与女方结婚为目的，赠与女方的财产。媒人仅仅是起到中间人牵线搭桥的作用，男女双方的婚约能否达成，不取决于媒人的主观意识,男方赠与的对象也不是媒人。在婚约财产案件中，原、被告应当为男、女双方。媒人取得的所谓“彩礼”应认定为不当得利。故媒人不能作为婚约财产案件的被告或者第三人。

    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，理由如下：

    一、婚约财产具有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双重属性

    婚约财产包含两层含义：一是婚约，是指男女双方为结婚所作的事先约定，也就是俗称的订婚，涉及身份关系；二是财产，就是给付钱和物，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，涉及财产关系。既然婚约财产纠纷是以婚约为限制的财产纠纷，在该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，既要注重从财产纠纷的特性，还要从“婚约”的限制，全面的来认定婚约财产纠纷当事人的主体资格。

    男女双方能否达成订婚的合意，取决于男女双方以及其父母亲人的主观意志。男方在订婚时给付的彩礼，也是在以与女方结婚为目的的情况下，给付女方的钱物，属于是附条件的赠与。所附条件是与女方结婚，赠与的对象肯定是女方，而不可能是媒人。媒人仅仅是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，在男女双方能否订婚，订婚时给付多少彩礼，如何给付都不具有决定权。

    实务中，还存在一种情况，即男方将彩礼直接交由女方父母接受，为了便于案件执行，男方起诉时也将女方父母列为被告，法院一般也予以立案处理。但如果给付彩礼时，女方未获得彩礼，真正的受赠人媒人实际取得了彩礼，此时案件的法律关系已由婚约财产纠纷演变为不当得利。故因婚约财产引起纠纷的诉讼主体只能是男、女双方或者收取彩礼一方的父母。

    二、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构成不当得利

    不当得利是没有合法根据，有损于他人而自己获利的一种情况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九十二条，没有合法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造成他人损失的，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。本案中，赵某召为与范某霞缔结婚约，给付了11000元的彩礼，但是彩礼最终的获得者不是范某霞，而是媒人范某梅。范某梅既不是范某霞的父母，也不是其法律上的监护人，故赵某召给付给范某霞的彩礼，由其获得没有法律和事实上依据。范某梅实际上取得了11000元的财产，致使赵某召遭受损失，媒人范某梅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。

    不当得利成立后，在受益人和受损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，即不当得利之债。显而易见，不当得利与婚约财产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，不能在同案中处理，故媒人范某梅不能作为婚约财产案件中的被告或者第三人。原告赵某召若想追回损失，应以不当得利为案由，另案起诉范某梅。